杨勇要3个军，许世友当场拍桌：你疯了？毛主席：给他5个！
一聊起抗美援朝，咱们脑子里转来转去的，多半是冰天雪地、上甘岭，还有彭老总那张不苟言笑的脸。可历史这东西，好玩就好玩在那些藏在犄角旮旯里的细节，那股子人味儿。
就说1953年那会儿，朝鲜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拉了，板门店那边，谈判桌都快磨出包浆了，可就是签不了字。志愿军司令部里，烟雾缭绕，气氛比外头的梅雨天还闷。
这时候，一个刚从国内过来的“新人”开了腔，他就是杨勇。这位老兄往地图上一指，张嘴就要三个军的兵力，说要再搞个大动作，给对面点颜色瞧瞧。
话音还没落，旁边一位猛将就坐不住了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嗓门跟打雷似的：“杨勇同志，你这要求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！”
这位拍桌子的，是许世友。一个从少林寺打出来的将军，在朝鲜已经滚了好几身泥了。他这话一出，整个指挥所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这事儿就有意思了。一个初来乍到，一个沙场老将，当着一众高级将领的面，直接就顶上了。这背后，可不只是俩人脾气不合那么简单。
1953年的朝鲜，说白了就是一锅夹生饭。美国人那边，总统都从杜鲁门换成了艾森豪威尔。这位二战名将艾克，本想着能体面地收场，可他手底下那个南朝鲜的李承晚，是个彻头彻尾的搅屎棍。
李承晚做梦都想着“北进统一”，眼看煮熟的鸭子要飞，急了。他干了件极其不地道的事儿：1953年6月，他背着美国人，把关押在战俘营里两万七千多名朝鲜人民军战俘给“就地释放”了。这一下，直接把谈判桌给掀了。
你想想，这边正谈着怎么交换战俘，你那边直接把人给放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不光是打志愿军的脸，更是把美国人的脸按在地上摩擦。美国人连自己的“盟友”都管不住，这和谈还有什么信用可言？
志愿军司令部里开这个会，就是要商量怎么应对这个烂摊子。杨勇，十四岁就拎着枪闹革命，从井冈山一路打到大西南，刚从军事学院进修完，脑子里全是新战法。他来朝鲜，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，接替因病回国的杨成武，担任第20兵团司令员。
新官上任，又是憋着一股劲儿来的，杨勇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。他觉得，跟这种不讲信用的对手磨嘴皮子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打，把他们打到疼，打到怕，他们才会老老实实回到谈判桌前。
所以，他才提出要三个军，就是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，来一记狠的。
可许世友不这么想。许和尚的兵，都是跟他从胶东一路打出来的，宝贝着呢。他1951年就入了朝，什么苦没吃过？眼瞅着战争就要结束，能少死一个战士，就少死一个。在他看来，杨勇这是拿战士的命去赌战功，是瞎搞。
“杀敌一万，自损八千”，这是老将的经验之谈，也是一种慈悲。他见过的死人太多了，不想再让自己的兵去打一场“可能没必要”的仗。
一个着眼于全局的“势”，一个着眼于士兵的“命”，谁都没错。当时主持会议的邓华、洪学智这些大佬也没法当场拍板，这事儿太大了。最后，一份电报，连同着两位将军的意见，火速发往了北京。
电报摆在毛主席案头。老人家看完，只回了几个字，但分量极重。大意是：为促使敌人停战，来一次致命打击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主席看透了。李承晚跳得欢，背后是美国人的默许和纵容。你想体面结束战争，敌人却觉得你软弱可欺。这时候，任何善意和忍让都会被当成是胆怯。唯一的语言，就是炮弹。
领袖发了话，那就没什么好争的了。志愿军司令部立刻开始部署。杨勇要三个军，毛主席的指示更大方：不但把第20兵团的60军、67军、68军全给他，还从别的兵团调来了21军和54军的部分兵力，五个军的重兵集团，十多万大军，交到了杨勇手上。
目标，金城。这里是李承晚伪首都师等四个精锐师的防区，就是他“北进”叫嚣得最凶的本钱。打的就是你！
1953年7月13日夜，万炮齐发，整个朝鲜半岛的地皮都在抖。杨勇指挥的“金城战役”正式打响。志愿军憋了许久的怒火，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。仅仅五天，李承晚的四个师就被打得灰飞烟灭，五万三千多人或死或伤或被俘，防线被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。
这一仗，把李承晚彻底打懵了，也把在谈判桌上摇摆不定的美国人打醒了。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哀叹：“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。”
7月27日，就在金城战役胜利的硝烟还未散尽时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正式签订。
回过头看这场争论，其实挺有嚼头的。许世友将军爱兵如子，他的顾虑是人之常情，是一位真正带兵人的本色。而杨勇将军的“过分”要求，恰恰是站在了更高的战略层面，看到了军事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本质。他不是好战，而是懂得如何用战争的手段，去终结战争。
说到底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一次心理上的碾压。它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人爱好和平，但从不畏惧战争。你想谈，我们奉陪；你想打，我们打到你服为止。这，或许就是那一代军人，留给我们最硬气的底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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