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上空怪事：美国飞虎队来了，黑市比前线还热闹！
1942年的重庆，天，好像一下子就亮了。
那年春天，当飞机的轰鸣声再次划破长空，人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却没像往常一样抱起箱子往防空洞里钻。大伙儿都愣住了，接着，整座山城都沸腾起来，街头巷尾、阳台山冈，全是探出头来仰望天空的人，挥舞着手臂，嗓子都喊哑了。
美国人，真的来了。
这支援军，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“飞虎队”。说起来，这支队伍的来头可不小，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，一个叫陈纳德的美国将军就拉起了这支志愿兵部队。名义上是中国空军的独立大队，实际上，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小伙子。
他们开的P-40战斗机，机头都画着一张血盆大口，龇着森森白牙的鲨鱼嘴。这玩意儿，成了后来几个月里日本飞行员的噩梦。从云南到仰光，这群“鲨鱼”在天上横冲直撞，据说在半年时间里，干掉了三百来架日机。
后来队伍整编，成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，总部设在昆明，重庆这边也驻扎了一个小分队。山城的街头，从此就多了一道风景线：一群吵吵嚷嚷、走路带风的美国小伙子。他们夹克背后都缝着一条宽布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求救的话，大意是“我是美国飞行员，来帮你们打鬼子的，军民兄弟们救我一命”。
这可不是为了耍酷，是真能保命的。万一飞机被击落，跳伞掉到哪个山沟里，要是被激愤的老百姓当成日本人给办了，那可就太冤了。这种事，还真不是没发生过。
这帮飞行员，个个都富得流油。你想啊，志愿兵，干的又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，薪水能低吗？军衔也高。可光靠薪水，还不足以让他们在重庆活得那么滋润。
他们很快就学精了，学会了中国人在那年月里最擅长的本事——搞钱。缅甸那边战事一紧，日军推进快，好多物资、贵重物品都成了无主之物。飞虎队员们就开着飞机，把这些宝贝疙瘩一趟一趟地从缅甸运到昆明和重庆。
转手往黑市一扔，那钱就跟大水淌一样哗哗地来。后来胆子更大了，直接带外币进来，在黑市上换钱，利用那夸张的汇率差价，一夜暴富不是梦。从印度倒腾点紧俏货，更是家常便饭。
他们的司令官陈纳德将军呢，对这些“副业”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只要你是个好样的战斗员，能上天揍日本人，下了飞机你干点啥，他懒得管。
这么一来，重庆的市面上，突然就什么都有了。特别是美军大部队进驻后，罐头食品堆得跟小山似的，这在战争头几年，是做梦都不敢想的。
不过，有些东西还是稀罕。比如西式的衣服鞋子，特别是女人的。所以当时在重庆的外国圈子里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哪个外国人要走，特别是女人，你的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，要么送朋友，要么卖掉，不许带走。
一件好衣服，在主人还没走的时候，下家就已经定好了。聚会上，那个幸运的“继承人”，眼神总会不自觉地瞟向那件即将属于自己的衬衫，心里默默祈祷：姐姐，您可悠着点穿，千万别给我穿破了！
有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就抱怨，他老婆生病回国后，他简直要得神经病了。走在街上，老看见有女人穿着他老婆留下的衣服，恍惚间总觉得老婆还在重庆，一回头，又是一场空。
最受外国女人们欢迎的，是财政部那位美国顾问。这位老兄，平时穿着旧巴巴的衣服办公，可一出国回来，箱子里总是塞满了各种好东西。
他一到旅馆，把箱子往床上一摊，那几个长期待在重庆的外国女人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涌进去。大家七嘴八舌，想要这想要那，但从不争吵。一样东西要是有两个人看上了，就商量着轮流用。
日子就在这种既紧张又荒诞的气氛里过着。嘉陵江饭店，像个大蜂巢似的挂在江边的岩山上，是重庆最高级的饭店。可官方在那儿办的招待会，大部分外国人都躲着走。
蒋夫人手下有个黄上校，负责“新生活运动”，记者们背地里管他叫“宫廷高等帮闲”。他每次都忙得跟疯了似的，可办出来的宴会，无一例外，都沉闷得能让人睡着。
战争还没看见结束的影子，重庆城里的人们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已经开始琢磨“战后”的事了。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中国在这场世界大战的舞台上，已经不是主角了。美国人既然下了场，那日本人就蹦跶不了几天了。
所有人都明白，自己在这座雾都的颠沛流离，快到头了。
就在大家心思活络的时候，一个消息让重庆的政治圈子炸了锅：周恩来又回来了。那是在1944年底，我丈夫炳南从八路军办事处带回了这个消息，他很兴奋，觉得延安方面应该是看到了政治上的一线生机。
确实，军事上的接连失败，让蒋介石的威信跌了不少。他嘴上说着要改组政府，实际上呢，就是把一群无能的阁僚换个位置，换汤不换药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家那小小的客厅里，挤满了人，都是来听周恩来谈时局的。他说话总是那么温和而又坚定：“问题不在于谁来当部长。如果我们把军队和解放区交出去，蒋先生甚至愿意给我们几个部长的位子。”
这话一出，在场的民主同盟成员们都震动了。从一些人的表情能看出来，他们觉得蒋介石这条件，够可以了，够大度了。
可周恩来的看法完全不同。他接着说：“政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，是不行的。我们主张，未来的联合政府，不光要有我们，也要有你们民盟的成员参加。毛先生关于联合政府的想法，很快就会公开发表。”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们家几乎成了个政治沙龙。从早到晚，人来人往，学生、教授、作家、工厂主，甚至还有不少关心政治的妇女。大家都在讨论，共产党的这个新纲领，对自己，对这个国家，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在这些热烈的讨论者中，我们家的邻居，史良女士，总是那么引人注目。她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律师，三十年代就投身救国会，还因此坐过牢。她精力充沛，聪明过人，但身上却没有当时很多新女性那种“美国化”的印记。
有意思的是，史良的母亲去世时，她竟然按照佛教仪式，办了一场非常隆重的葬礼。我这个外国人脑子直，就单刀直入地问她：“史大姐，这符合你的主义吗？你反对旧风俗，怎么还请和尚来念经？”
她笑了，说：“我母亲是信这个的。佛教葬礼最花钱，但为了让她老人家高兴，我认了。这是我临终前答应她的，是她在这世上最后的念想。”
这件事让我对这代革命者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就像另一位朋友的父亲，大诗人柳亚子先生。他是个老同盟会员，国民党的元老，却因为激烈地批判一党独裁，被开除了党籍。在他的书斋里，他写着最古典的诗词，骨子里却燃烧着最炽热的革命火焰。
这些自由主义者，当时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。罗斯福总统总说，要帮中国建立一个民主、独立的国家。可罗斯福的突然去世，让重庆的悲伤，很快就变成了对美国政策的失望和愤怒。
炳南对此尤其愤慨：“那个美国大使赫尔利，在延安的时候，把我们说得天花乱坠，觉得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，还签了字。一回到重庆，扭头就跟蒋介石说，美国无论如何都支持他。这叫我们怎么信任美国？”
事实证明，炳南的悲观是对的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，整个重庆都疯了。可狂喜之后，是一种更深的不安。战争是结束了，可和平，真的会来吗？
蒋介石成了全世界眼中的战胜国领袖，风光无限。但在中国老百姓心里，和平的喜悦和内战的阴影，正交织在一起。
我们这些在重庆被困了六年多的人，也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。我和炳南，在几次长谈之后，决定分开。这次告别重庆，也是我们夫妻缘分的暂时终结。
是暂时还是永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
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很多，但让我们结合的理由也不少。所以我们都觉得，先像朋友一样分开，也许将来还有复合的可能，就算没有，也不至于反目成仇。
我很清楚，如果继续做他的妻子，就必须完全认同他的信念，也就是加入共产党。他总批评我太“无政府主义”，太坚持自己的看法。在他眼里，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。
但我做不到。我敬佩他们，也愿意为新中国奋斗，可我不能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。这一点，周恩来从未批评过我，他理解我。
离开的那天，我最后一次走上那仿佛没有尽头的石阶，看着秋日阳光下的长江，江面上帆船点点，江对岸的重庆城，像一艘搁浅的巨轮。雾季快来了，很快，这座城市又将被浓雾笼罩。
而我的未来，我们所有人的未来，也像这即将到来的大雾一样，充满了未知。和平，还是内战？统一，还是分裂？留在重庆的人们，将要亲眼见证这一切的答案。
我的看法：
那段岁月，真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。一边是随时可能掉下来的炸弹，一边是美国飞行员倒卖洋货发大财；一边是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，一边是政治精英们在酒会上的勾心斗角。所谓的“胜利”，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，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冰窟前的短暂喘息。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，当所有人都以为看到了曙光时，更漫长的黑夜，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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